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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非常古老的谚语：
如果你是一名教师，你的学生将教导你。
——奥斯卡·汉默斯坦二世的《Getting to Know You》
我们的病人反过来能教我们什么东西吗？
比如如何成为更好的心理治疗师，又或是关于我们自己本身？
我的病人艾伦的父母极度自恋，这导致艾伦具有强迫性给予的倾向，强迫性地给别人他认为别人想要的东西，但却不为自己要求任何东西，也不觉得自己有资格这样做，他生活在一种潜在的愤怒和空虚中。除了我，他认识的人很少注意到这点。在艾伦身上，我竟然也发现了自己只付出而不接受的的倾向，这让我很不安。
给予和接收的平衡，是使一段关系持久的部分原因，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治疗关系，尽管精神分析中的关系是不对称的，但它也是一种微妙的关系平衡，Lewis Aron(1996)认为这才是关系精神分析治疗的核心。
很多像艾伦一样缺爱的患者，不认可父母，渴望得到爱，但总是在注定要失败的地方找爱。他们对爱的渴望在不知不觉中伴随着对爱的恐惧，虽然他们热切地寻找爱，却只找到了一部分，而且从未完全信任过爱。这种冲突会使分析师难以给予他想给予的，也会使病人难以接受他想要得到的。(Bromberg, 1998;Stern, 1997)
人们有一种顽固的信念，即“给予是一种美德”，本身就是对给予者的奖励，这种信念伴随着我们否认对“索取”的需要。在这种信仰体系中，不可能发展出真正的相互关系——爱不能成长。如果分析师认为他只持有二元世界的给予端，而患者仅仅是一个接受者，就不能完全具有治疗性。
这里还涉及到精神分析工作的透明度。被人际关系背叛的患者如何信任分析师？尤其是当他们成长于充满秘密和谎言、煤气灯和神秘感的家庭时？对许多人来说，分析师开放、诚实的自我展示是关键。治疗师的自我披露冒着让病人失望的风险，但我们的不透明，通常是防御性的，有可能让他们“幻想”我们是魔术师或萨满。
当弗洛伊德对患者的心理越来越感兴趣时，他最喜欢的弟子费伦齐则更专注于探索分析师/患者的关系。沙利文敦促有严重童年创伤的汤普森向费伦齐求助，于是她在布达佩斯住了几年，直到费伦齐1933年去世。多年后，汤普森(1950)写道：
费伦齐假设，病人的生病是因为他们小时候没有被爱和被接纳，这是一个有用的概念，但他认为患者成年后渴望被爱只是因为童年未被满足，在重复童年的愿望。其实，患者不是因为长大后缺少别人的爱，而是因为已经无法接受爱。换句话说，他早期的经历塑造了他的性格，他不能利用爱，即便现在有人给。他也没有看到患者渴望爱有其他目的，比如隐藏敌意或获得权力。汤普森批评费伦齐的观点是，对那些童年经历过“让别人快乐”的人来说，把爱作为一种治疗手段是不够的。
其实，费伦齐很快就发现了，他无法给予病人所需的全部爱。正如他在《临床日记》中所说，分析型的爱是无法制造出来的，它必须通过与病人的某一部分真实接触才能找到，包括憎恨、愤怒和恐惧，以及分析师自身的那些部分(Ferenczi & DuPont, 1988) (Aron & Harris, 1993;拉赫曼,2018;Severn & Rudnystky, 2017)。我被费伦齐的勇气所感动，他坚持治疗那些被缺爱所折磨的病人，坚定不移地相信爱和同情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对这种权利的侵犯往往会带来悲惨的后果。
在我和艾伦工作的后期，有一天我梦见了一首60年代早期的美国歌曲，名叫《让某人快乐》。它充满激情的结尾歌词是:
名望，得到和失去只是一瞬间。
生活中真正值得依赖的东西在哪里?
爱就是答案。
有人去爱就是答案。
一旦你找到她，围绕她建立你的世界。
让一个人快乐，你自己也会快乐。
我的梦之歌听起来温暖而自信，实际上却讽刺着我所面对的残酷现实，当时我正处于和结婚20多年的妻子离婚的极度痛苦之中，过上幸福生活的梦想不可避免的破灭了。我一直在问自己：我婚姻的失败，我关于爱的错误和盲点，是否也会影响到我的病人？通过和艾伦的工作，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他那种缺爱的悲伤。
我的父母在我30多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十年后才开始接受分析训练。虽然从未得到父亲的认可，我却保留了对他的认可，我们都因为无法联系在一起而感到悲伤和痛苦，直到他去世。
我和母亲的关系总的来说是亲近的，她过分保护我，有时很合拍，有时很不合拍。直到我35岁左右的时候，她才突然告诉我，我出生时患有兔唇和腭裂，她第一次看我时，吓得退缩了，在医院的床单下藏了三天。
学习精神分析后我才意识到，作为一个有缺陷婴儿的母亲，母亲对自己深深的自恋羞耻感。这种羞耻感让我的母亲陷入绝望，她无法给我爱，也无法接受我对她的爱。
在我出生后的最初几天和几周内，我的母亲无法忍受看到、抱着或喂养我，所以我很快被做了手术。我想知道母亲花了多久才开始能够克服她的悲伤、恐惧和羞耻？
我小时候的照片很少。有一张，妈妈用奶瓶喂我，看起来很悲伤？生气？惭愧？另一张照片，可能是在我六个月大接受完手术后拍的，照片中我直视着镜头，微笑得很可爱，就像其他可爱的婴儿一样。
我并没有抑制我对依恋的需求。在我五岁时，我还记得和母亲之间有很深的爱，和父亲之间有一种恋母情结的对抗。那时我专注于让母亲快乐，我想这最容易让我感觉到像是一个人。两个孩子的出生是我生命中特别美好、不可磨灭的时刻，我把他们抱在怀里，感受父母和孩子之间爱的纽带所带来的巨大力量。
费尔贝恩的话对我来说是无价的，因为我理解了自己的经历，以及我的许多病人的经历。他写道：
“孩子最大的需要是2个获得保证：
(a)他作为一个人被他的父母真诚地爱着
(6)他的父母真诚地接受他的爱
渴望被爱，渴望被接受，是一个孩子所能经历的最大的创伤。(Fairbairn,1952，p.39)
我们这行的很多人都很清楚，心理治疗师就像是一个已经成年的孩子，他们必须支持并试图让抑郁的父母（病人）高兴。费伦齐是这样说的：
作为一个孩子，分析师对不受约束、疯狂的父母（病人）恐惧，为了保护自己
不受到缺乏自控能力的人的危险，他们必须知道如何完全认同自己。(Ferenczi，
1932/1949,p.229)
咨询师在学着让别人快乐，让一个抑郁的无法得到爱的父母爱我们。但当我们努力帮助病人时，我们也需要让我们的爱被接纳。费尔贝恩说，认可的本质是——作为一个人被爱，我们的爱被接受。
当治疗病人失败时，我们感受到的部分痛苦来自于这样的经历：
我们不仅无法帮助病人解决她自己的问题，也无法让她认识到我们试图给予他们的好处。
所以我问我自己：对于病人，我是在追求“我的爱被认可“吗？对于某种治疗，我的这种需求可能会变得更加顽固和具有侵入性，潜在地加重病人的负担，使他们有义务满足治疗师对爱的需求。
意识到我们自己需要被爱，需要被欣赏，有助于我们对病人的这些需求更加敏感和理解，不论是过度“需要"的病人或是封闭的病人，当然，这两种类型通常在一个人
身上。
虽然我们当然不应该让病人负担我们的个人需求，但我们也不应该为自己的这种需求而感到羞耻，因为这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过度强调甚至加剧延长患者对治疗师的需求，而不是支持患者更大的独立性。一个否认自己想要或需要病人任何东西的治疗师，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僵局，似乎在容忍病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的不能给予，但内心忍受着沮丧。
我们经常和一个病人相处很长时间，以为我们已经接近他们了，其实很多治疗过程，比我们通常想的要更长，这是为了让病人信任和依赖我们，而不用担心被吞噬、羞辱或利用。让病人认识到治疗师是一个真实的人，他的兴趣和关心是真实的，而不是源于控制和征服的欲望。哪怕治疗师单方面设定了一定的界限，并要求以金钱换取服务，哪怕治疗师不仅给予，而且索取。这些使心理治疗成为病人的一个安全岛，在这里发展相互认可的能力，以及寻找最初创伤性地丢失的主体间关系。随着这些能力的觉醒，患者有更好的机会找到一条走出无爱森林的道路。
艾伦的案例
我第一次见到艾伦时，他30出头，大约10年后，当我们的工作结束时，他40岁出头。他高大、健壮、英俊，受过良好的教育。父母都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死于严重的疾病。艾伦和两个姐妹都继承了大量的遗产。
艾伦似乎一切都很好，一开始我们聚焦在他的失恋史。他的大学女友伤透了他的
心，离开了他和别人在一起，从那以后就没有人真正理解他了。我们聊了很多他的
恋爱关系。
但很快，他的原生家庭成了我们的焦点。在艾伦20多岁时，父亲死于脑癌，母亲患了霍奇金氏病。母亲拒绝接受传统治疗，直到为时已晚，她用尽所有的否认和神奇的想法来对抗她的疾病，周游世界寻找治疗方法。整整十年，她一直否认死亡，直到最终痛苦的离开。艾伦自始至终都在母亲身边，或多或少听她的指挥。她去世几年后，艾伦来看我。
尽管艾伦尽量轻描淡写，含糊其辞，但他其实参与了很多服务贫困儿童的非营利组织。他一点也不闲，却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给人一种闲着的印象。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明白他躲躲闪闪和不愿承认自己成就的根源。
虽然艾伦喜欢自我批评，但我也听到了一些他对父母的抱怨，渐渐地，我发现艾伦成长在一个几乎完全没有父亲的环境中，还有一个非常自私、爱管闲事、控制欲极强的母亲。在我看来，父母的极端自恋是对孩子的一种抛弃，因为自恋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爱是在孩子让自己满意的程度上给予的，艾伦似乎就是这样。
他能回忆起在很小的时候，他一个人用头撞婴儿床或墙壁。我们想知道，他撞头的行为是否针对他自私的母亲，是一种愤怒和沮丧的表现，因为没有得到他所期待和需要的爱和认可？
他和我都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母亲抛给了他一个选择：要么屈服于她，要么失去她的爱。
艾伦是一个听话的儿子，母亲无法控制自己的丈夫，因为丈夫几乎不在身边，而且可能到处拈花惹草，于是她成功地控制了艾伦。他记得自己极度渴望取悦她，不辜负她的期望，努力支持她，让她快乐。她周期性的情绪崩溃使他非常害怕，也引起了他的同情，因此他学会了记录和解读她脸上最细微的变化，这样他就能确切地知道她想要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而她不必说出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艾伦的母亲的影响和控制越来越强。在交作业之前，他经常先交给母亲，母亲用红笔给他大量修改，教他正确的语言表达方式——其实就是她的方式。他学会了完全按照她指示的方式接电话，并控制自己的自大倾向——母亲说那是叫趾高气扬。
艾伦非常聪明，有运动天赋，但他不愿炫耀自己的天赋，以免别人觉得他骄傲。我们开始明白，他母亲被丈夫的拒绝深深侮辱了，她决心让她的儿子成为一个道德纯洁的人，没有自我和骄傲。他被告知不要趾高气扬或炫耀。他要尊重女人，把她们放在神坛上，完全无私地迎合她们（也就是她）。换句话说，他将成为他父亲的反面。艾伦几乎被灌输了让别人（也就是母亲）快乐的思想。
艾伦成年后与女性的关系一再失败，因为他的母亲对他近乎催眠般的指挥，指示他只给予，不索取。我们最终发现，艾伦一有欲望就会自动拒绝。吃东西，买东西，看漂亮女人，对女人有欲望，一出现他就立刻把它们扼杀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是多么深地否认自己的饥饿，并为自己的饥饿感到羞耻。
如果只迎合伴侣，对方会因为她不能给他任何东西而深感沮丧。艾伦无法接受她的爱。他对母亲的“思想"的忠诚，使他无法获得爱，他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暗暗地、痛苦地怨恨他不由自主地付出感。
艾伦一直依附在母亲身边，但他已经把自己对母亲的自恋的愤怒抽离出来。和自恋狂一样，艾伦的母亲对自己的永生抱有幻想，幻想自己无所不能。她相信她的意志比死亡的必然更重要，艾伦20多岁的大部分时间，是和母亲一起陷入这种错觉。
自恋者的追随者被引入了自恋者的错觉，被培养得与自己的主体性、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失联。与此同时，被说服接受自恋者的主体性作为唯一有效的方式，优于他自己的主体性。他们认识到，安全的依恋只有通过抑制自己的主体性，并使自己
成为自恋者控制和利用的对象才有可能。我曾与一位导师有过类似的关系，所以对艾伦有深刻的共鸣。
艾伦开始忘记会议，忘记付费，不加解释地改变时间。有一天，他迟到了，而且特别粗鲁，这种心态他通常不表现出来，因为他非常专注于让人们快乐。我们之前对类似行为有过一些争执，但这次不同。他对我的愤怒是不可能不被看到的，尽管我应该早点看到他的愤怒，和我自己的愤怒。
我问他迟到的原因，问他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他就大发雷霆，说我没有帮他记起每次治疗时我们谈了些什么，他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才来参加我们的治疗。
他的长篇大论我感觉持续了很长时间，尽管实际上只有不到半分钟。
就在他说到时间时，触动了我的神经，我记得我大声地说，没有停下来思考，“那我的时间怎么办？”
我继续说着“当你不得不改变你的时间时，我花了很多时间重新安排我的时间表，我还一直想让你付我钱呢。没在咨询的时候，我一直在关心你，想着我该怎么帮你？我的时间呢？”
一切变得非常安静。艾伦说：“我正在把你变成我的父亲。那个不存在，也帮不上忙的人。”
所有的紧张都离开了我的身体；艾伦的眼睛湿润了。这是一个转折点。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谈论他的母亲，这是艾伦第一次流露出他对父亲的痛苦。过去我一直在和艾伦一起贬低他父亲的缺席，但现在我们都想给他父亲应得的东西。
他告诉我，他的母亲是如何积极地让他与父亲反目的。他描述了自己长大后努力与父亲建立联系，以及父亲是多么的封闭和冷漠。尽管我对父亲的感受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情感上的相似之处却很强烈，我意识到我的同理心已经很深了，不用刻意去尝试。
现在我才明白，比起担心我会像他母亲那样控制别人，艾伦更担心的是我其实并不在乎（不索取）。在母亲那里，艾伦明白了索取是自私的行为；从父亲那里，他知道索取是徒劳的。
我们每个人都感到被利用和怨恨，没有索取，没有得到，突然爆发了。直到这次交锋之后，我们才成为真正的合作者。我能感觉到艾伦对我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是相互的。因为我成功地修复了这段关系，这加深了艾伦对我的信任，我终于能够向他展示他内心的分裂和矛盾，他追求女人，但当女人对他表现出欲望时，他就会排斥我。
艾伦意识到，因为他受过母亲良好的训练，对自己的需求和欲望感到羞耻。他承认：他不只是一个完美的绅士。他选择追求控制欲强的女人，然后他可以通过收回他的爱情来挫败和惩罚她们，就在她们最想从他那里得到的时候。他能够承认他的分离攻击。最终，他的分离冲突变得意识化，他开始更清楚地知道他的感觉和他想要什么(Bromberg,1998)。
在我们吵架后不久，有一天，艾伦告诉我他要去约会。我们开始讨论，一方面让艾伦成为他人的客体，另一方面让他成为自己的主体，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与其在每次约会时都强迫自己去想如何让对方开心，让她喜欢他，我劝艾伦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主观性上，关注自己的感受，以及他是否喜欢或对他的约会对象感兴趣。
会议快结束时，我带着些许沮丧恳求道：“艾伦，我希望你能只思考你自己的想法，感受，你自己的感觉一一做你自己。”
这显然打动了他。当他第二天回来时，他很兴奋，充满希望。前一天我对他的临别赠言让他深深感动，因为他告诉我，就在那个时刻，他对我们所谈论的事情有了深刻的、情感上的、身体上的感受。他描述了一种激动人心的感觉，感觉自己的身体里充满了活力，感觉自己与一个他能认出是“我”的自我连接在一起。一个自己的欲望很重要的自我，他的自我就是他自己。
他走出我的办公室，轻松地走在街上，这么长时间以来，他第一次摆脱了对自己可能会大摇大摆或趾高气扬的恐惧。约会中，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体验了自己：不是一个不断试图揣测伴侣的需求和感受的人，而是一个完全专注于自己的思想、心灵和身体的人，一个能够定位自己的感觉和欲望的人。这种经历的强度是无法持续的，但他现在知道了一种做自己的新方式，这成了某种标杆。
提供爱的想法本身不足以治愈创伤性的缺爱。不管我有多关心艾伦，认同他的挣扎，我们之间的关系需要中断和随后的修复才能更加深入。但这正是费伦齐所说的，他非常清楚治疗师和病人需要在他们工作的某个时刻象征性地表现病人的创伤：
“我终于意识到这是分析师不可避免的任务：尽管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可以尽可能地采取善意和放松，但总有一天，他将不得不亲手重复先前别人对病人犯下的谋杀行为。“(Ferenczi&DuPont，,1988，第52页)
艾伦和我很幸运地卷入了“战斗”，在这场战斗中，他已经知道的大大小小的行为
被重演了。我是一个希望被迎合的母亲，后来成为一个不在场的父亲。我的第一个角色是艾伦迎合我、我享受他对我的迎合。这条法令直到失效时才变得清晰起来，同时我们又进入了下一条法令，我开始像他父亲那样让艾伦失望。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我们重建了彼此的信任和相互关系。我们对彼此变得真实。
总结
艾伦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当你内在的爱的模式是你必须让某人快乐，而不考虑互惠的时候，想要爱一个人是注定要失败的。艾伦的遭遇也让我深刻地看到了我自己的模式，“让某人快乐”这首歌的歌词是多么感人和无私，正如《新约》所言，“施比受好。”，但它们只讲述了故事的一面。只有当我们能够同时做到“施”和“受”这两点时，人际关系才能发挥最好的作用。
如果一个人不断地付出，同时又拒绝接受，那么婚姻是不会成功的。如果治疗师认为她只给予而不需要接受，心理治疗就会失败。没有互惠，没有相互承认，任何一种关系都不可能真正深化和发展。
爱的互惠，存在于我们的DNA中。艾伦和我之间发生的争吵，他抱怨我付出的不够，而我也反诉他，说他付出的也不够，这对我们俩来说都是一个突破。我重新
燃起了给予的欲望，艾伦也开始给予了一不是强迫性的、顺应性的，而是出于他自
己的欲望，一种让我帮助他改变和成长的欲望。这加深了我的同理心，让我能够以一种真实而充满感情的方式回应他。反过来又触动和感动了艾伦，让他睁开了眼睛，更全面地认识了自己。
艾伦并没有一心想着要给我什么，相反，他开始相信他可以从我这里拿走东西。我的付出得到回报，那就是艾伦给予我的东西。
在和艾伦一起工作的最后几年里，他不仅在理智上，而且在情感上，开始理解他与他内在的母亲和她的意识形态之间奴役关系的本质。他的游离就像阳光下的雾一样消散了，虽然有时雾又会悄悄回来。
我知道艾伦有一种强烈的动力去生活，去爱，去成长，去寻找意义。创伤，绝望，和包容，与艾伦的灵魂发生冲突。当我们努力将这些部分整合在一起时，艾伦哀悼了，他的忧郁在消散。
艾伦说，不从任何人那里拿走任何东西，感觉就像上瘾一样吸引人。
在治疗框架内的给予和接受是专业而有重要的界限。但对我来说，这些界限必须灵活才能真正强大，我相信所有有意义的关系都是如此。分析关系是主体间性、相互性、互惠性：我尽量不害怕的称之为爱。
在我们的工作结束前一年左右，艾伦养了一只狗。他爱这只狗，这是相互的。有一天艾伦出城了，我们在电话里聊了聊，他告诉我他和狗在山里徒步旅行，给狗狗松开皮带，被狗狗快乐而狂喜的拥抱深深打动了。我非常感动地回答说：“艾伦，你也可以放开你自己的皮带。”
渐渐地，艾伦找到了自由。他学会了注意和理解他强迫性付出的原因，他学会了放松自己的过度警惕，让自己休息，享受。
一天，艾伦在他家附近的狗公园遇到了一个女人。她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们相爱了，他们结婚了，据我所知，艾伦和他的妻子正在让彼此都很幸福。
- 作者: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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